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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時代版權集體管理的

由于版權法的保護和限制，他人轉載文章應當征得版權人的同意和許可，而這在海量許可領域是件很麻煩的事。因此，知識的傳播受到了嚴重的限制，在技術發(fā)展和版權擴張的背景下，版權人的利益得到了過多的保護，版權法利益之天平有所失衡。在互聯網上，各種新的商業(yè)模式在海量作品版權授權問題上進行了諸多嘗試。

在個人許可方面的嘗試典型有創(chuàng)作共享協議（CC共享協議）。CC共享協議是在尊重版權人權利之完整性的基礎上，提倡版權人為了人類文化和知識傳播而作出版權的免費許可甚至棄權。CC是知識共享（Creative Commons）的簡稱。CC組織是勞倫斯?萊斯格在2001年創(chuàng)辦的一個非營利性組織。此組織的主要宗旨是增加創(chuàng)意作品的傳播可及性，作為其他人共享及進一步創(chuàng)造的基礎，并尋找適當的法律以確保上述理念。CC共享協議是CC組織草擬的格式合同，在這份合同中預制了版權的使用條款。知識共享中國大陸小組的項目負責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王春燕副教授介紹說：“在中國大陸引進知識共享許可協議極其重要，在西方嚴格的版權保護方法和中國傳統的全社會分享知識創(chuàng)造成果的觀念之間，知識共享許可協議的觀念和方法為中國社會提供了一種合理并切實可行的中間道路?！彼瑫r說：“在中國大陸引進知識共享組織的許可協議體系將能進一步促進創(chuàng)造性活動的發(fā)展并豐富創(chuàng)造性作品，同時提高中國人民與世界上其他社會和文化進行有效溝通的能力?！钡?，對CC共享協議，也有人質疑并反對。CC共享協議是版權人個人版權許可制度上的一個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類似的還有版權自助協議。盡管有機構提供許可協議的范本，但這些版權許可模式都是基于版權人個人的許可模式。在網絡時代海量許可面前，版權人的個人許可盡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決許可難題，但還不是最佳解決方案。

版權集體管理制度在網絡環(huán)境下的推廣使用及制度創(chuàng)新是一種時代需求。版權集體管理制度是指版權集體管理組織基于版權人的授權，在版權人（包括鄰接權人和其他權利所有人）無法行使其權利或行使權利存在實際困難時，由集體管理組織管理他們的權利，監(jiān)視作品的使用、與未來作品使用者洽談使用條件、發(fā)放作品使用許可證、收取使用費并在版權人之間進行分配、以組織名義提起訴訟要求停止侵權賠償損失等系列管理工作。在版權集體管理制度下，版權人的作品使用權得以部分釋放，這刺激了使用人大量乃至海量使用作品，當然這一般是有償的，除非版權人放棄其經濟收益；另一方面，版權集體管理制度可以彌補單個版權人力量不足的弱勢，能有效地防止并追究侵權行為。

網絡時代版權集體管理已經在實踐中展開。這里試選取國內外典型案例各一例進行詮釋。據媒體2009年9月3日報道，You Tube與英國音樂版權協會達成了和解協議，將向后者支付數額未透露的版權費用，從而結束長達六個月的紛爭，英國觀眾又能在You Tube網站上觀看正版的音樂錄影帶。2009年3月，由于母公司谷歌與英國音樂版權協會在版權費用上未能達成一致，You Tube不得不撤下數千首音樂錄影視頻。直到2009年9月，You Tube同意向英國音樂版權協會支持數額不詳的版權費，才打破這一僵局。有消息稱You Tube支付的版權費達數千萬英磅。該協議從2010年1月起生效，直至2012年。不過，You Tube需要花上相當時間才能把已刪除的音樂視頻重新發(fā)布到網站上。You Tube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我們欣然宣布，You Tube與英國音樂版權協會在授權問題上取得一致，這次協商達成了彼此都能接受的協議。達成新協議后，英國最優(yōu)秀的音樂錄音帶都將重返You Tube網站。這對于歌手、創(chuàng)作人、音樂愛好者和You Tube來說都是好消息。”英國音樂版權協會為該國逾6萬名歌曲創(chuàng)作者收取版權費用。英國音樂版權協會成員亞當?肖（Adam Shaw）在接受BBC采訪時表示：“我們協會由6萬余名歌曲創(chuàng)作者組成，而他們中的許多人賺得并不多，其中90%年收入不到5000英鎊（約合人民幣5.5萬元）。我們收取的版權費是他們維持生計所需。”〔1〕英國音樂版權協會在該事件中承擔的角色就是版權集體管理。該案是版權集體管理在網絡時代的一次成功典范。另外一起引起我國各界關注的網絡時代版權集體管理案件是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代表我國版權人與谷歌公司就其數字圖書館計劃進行談判。根據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的抽樣調查，有570位中國權利人的17922部圖書在谷歌的數字圖書館計劃之內，所涉權利人有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還有周小川、萬鋼等政府高官，以及知名學者和作家胡適、馮友蘭、沈從文，巴金、錢鐘書、王蒙、張抗抗、張潔、池莉、海巖等，還有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領域學者的論著，僅中國社會科學院就有132名學者的1000多部圖書被收錄。這只是選擇少量權利人進行查詢得到的結果，只是簡單地按人名進行搜索的結果，中國版權人的作品被列入谷歌數字圖書館計劃的具體數字還遠遠大于此。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常務副總干事張洪波表示，由于此事涉及權利人眾多，任何一位作者或出版社若單獨與谷歌進行談判都勢單力薄，且要耗費巨大的時間和財力成本，因此最好能有效地組織起來以團體的力量主張權利，讓中國的有關權利人能與谷歌平等相對，權利得到應有的維護，并獲得應有的利益。張洪波介紹說，中國內地很多出版社和權利人已關注到谷歌數字圖書館計劃，并明確授權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為其主張權利，出面與谷歌進行交涉，維護合法權益。作為中國內地唯一文字作品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在維權過程中還邀請國家版權局官員、知識產權領域學者及相關法律專家，對谷歌數字圖書館涉及中國權利人的相關事宜展開交流與研討，以積極幫助中國權利人和相關出版社做好法律方面的相應準備工作?！?〕該案又是一起網絡環(huán)境下版權集體管理組織代表版權人與大型網絡公司進行版權談判的典型案例。與上述國外案例類似，這起國內案例中版權集體管理組織主要也是在事后維權方面發(fā)揮了作用。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在糾紛發(fā)生之前的版權許可領域，版權集體管理組織的功能還有必要進一步予以發(fā)揮。這兩起例子顯示了網絡時代版權集體管理正在有效地展開。

很多學者都意識到，在數字化、網絡化時代，版權集體管理組織的作用將會逐漸顯現出來，其必將成為保護版權人利益、平衡各方面權益的一個新的、主要的支撐點?！?〕網絡環(huán)境下，“網絡作品的創(chuàng)作需要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作為橋梁將著作權人與使用者連接起來”。〔2〕互聯網的迅猛發(fā)展強烈地沖擊著傳統的版權制度特別是版權的許可和管理制度，也呼喚著版權管理制度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

無論是對于版權人還是對于使用者而言，版權集體管理都顯得非常必要，它在版權人與作品使用人之間建立橋梁，使版權人行使權利、作品使用者使用作品都很便捷。同時，集體管理在尊重版權的前提下，追求版權使用效率，使作品使用與版權行使中各方的經濟成本得以降低，也使各方的利益達到最大化。在網絡環(huán)境下，版權集體管理制度具有更大的優(yōu)越性。可以說，解決數字技術環(huán)境下的版權許可和維權問題，除通過版權人個人采取一定的保護措施之外，主要是通過版權集體管理制度來解決的。〔3〕版權許可中的一個重要考慮是許可雙方的經濟利益，版權集體管理通過其集體性、規(guī)模性的特點，的確是一種在經濟上更有效率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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